苏联的棉絮圣诞树挂饰：如何制作，玻璃挂饰为何后来更受欢迎

苏联的棉絮新年树饰既有手工制作，也有工厂生产：人物和动物造型以金属丝为骨架，批量制作的果实造型则采用缠绕和压制工艺。棉絮用黏合剂固定，晾干后上色；人物的面部往往单独制作。20世纪下半叶，玻璃饰品产量增加，棉絮造型饰品逐渐让出了树枝上的位置。不过，带底座的严寒老人摆件仍会摆在树下：悬挂饰品和落地摆件各有用途。

棉絮饰品何时开始挂上节日树？

早在苏联的新年庆祝传统形成之前，俄罗斯就已有棉絮树饰。莫斯科博物馆指出，19世纪中叶的回忆录和儿童读物中已提及这类造型饰品，并将用胶液浸渍纤维的工艺与德国的圣诞树传统联系起来。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新年庆祝活动为棉絮树饰带来了新的题材，也推动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生产；但这种材料的加工方法早已存在。

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家庭中，人们可以自己动手将棉絮做成各种造型。制作时不需要玻璃吹制炉，也不用处理高温原料，就能塑造出立体轮廓。不过，当时树上已有纸、纸板、糖果和玻璃制成的装饰。根据 泽列诺格勒博物馆的资料，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已用多种类型的物品装饰节日树；这一点纠正了一种常见说法，即最初所有树饰都由棉絮制成，后来才被玻璃饰品取代。

1935年底，恢复举办儿童新年树庆祝活动的决定开启了新的阶段。莫斯科博物馆记载，制作树饰的手工业合作社在30年代后半期陆续出现。教育人民委员部与玩具委员会于1937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体现出当时对节日布置的重视：目录中专门收录了A. 鲁萨科夫的文章《棉絮树饰》。 总统图书馆目录 证实了这部文集的收录内容及出版信息；这篇文章的存在，说明该工艺在当时的制作方法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并未提供产量数据。

据历史学家阿拉·萨利尼科娃考证，苏联于1936年恢复生产玻璃树饰。因此，描述30年代末的情况时，更准确的说法是两种材料并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和工匠都在探索棉絮与玻璃各自适合的造型。后来，玻璃饰品产量增加，节日装饰的组合也逐渐发生变化。

关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树饰生产，我们知道些什么？

儿童新年树庆祝活动恢复后，手工业合作社和工厂纷纷投入生产，但棉絮饰品只是整个行业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娜塔莉娅·波隆尼科娃对照价目表与藏品后统计出，1938年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共有 61家生产新年树饰的企业，其中12家使用棉絮。这一数字仅涉及两个地区和一个特定年份，不能据此推算棉絮树饰在全国销售中的占比。

这些生产单位的规模各不相同。波隆尼科娃提到的有“一切为了孩子”“新年树饰”和绍米扬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古比雪夫区工业托拉斯所属工厂、红普列斯尼亚文化公园附属作坊。使用相同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艺术风格相同。合作社可以制作各类角色造型，配有设备的企业则能扩大果实及其他可重复造型饰品的产量。

图书馆目录中 D. V. 克里沃拉波夫的小册子《棉絮玩具的生产》 的条目记载，该书出版于1937年，共47页。其目录区分了手工与机械制作方法，并分别列出纤维染色、蔬菜、浆果、动物和人物造型的制作、纺锤式机器的操作，以及成品修饰。这说明，这门手艺已得到专业化、系统化的整理：工艺说明面向的是生产者，而不仅是将其视为家庭消遣的人。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历史，并不像有时看起来那样清晰。莫斯科博物馆指出，19世纪中叶已有关于棉絮树饰的记载，但波隆尼科娃未能找到足以形成可靠脉络的革命前俄罗斯生产商资料：商业目录中也收录了进口制品。因此，这类物品曾出现在俄罗斯的节日树上，与它是在俄罗斯制造的，是两回事。要确定某件老物品的来源，还需要购买记录、标记或作坊档案。

棉絮是如何变成立体造型的？

手工制作的造型以金属丝骨架为基础。工匠在骨架上一层层缠绕棉絮，塑出形状，涂上淀粉浆糊，待干燥后彩绘表面并补充细节。这套制作流程见于 南乌拉尔国立历史博物馆 依据馆藏物品所作的介绍。浆糊使松散的材料变得更坚挺，并形成能够附着颜料的表面。

对人物造型来说，重要的不只是整体姿态。南乌拉尔博物馆提到，棉絮人物的脸部可以用纸浆塑形，固定在身体上后，再手绘五官。身体与面壳的材料可能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留存至今的树饰往往衣服质感柔软，面部却光滑且细节更丰富：脸部是单独制作的。

制作大型严寒老人摆件时，工艺会更加复杂。 热列兹诺戈尔斯克市博物馆 介绍了一件20世纪60年代雅罗斯拉夫尔第3工厂生产的摆件，高30厘米，使用了金属丝、纺织品和木底座。这类制品的面部用纸浆、蜡或塑形胶泥制成，衣服则由棉絮或纸制作。上色后，表面再涂一层浆糊；有时还会添加装饰性的“玻璃雪”，使其闪闪发光。因此，“棉絮玩具”指的是主要制作工艺，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含其他材料。

“棉絮制作”背后涉及哪些材料和工序？

饰物的材料构成取决于制作者想要表现的对象。制作小人需要骨架，往往还要另做面具；制作果实要考虑体积、颜色和固定方式；制作摆放式人偶则需要能够承重的底座。克里沃拉波夫的目录不仅列出了棉絮，还列有黏合剂、染料、辅助材料、饰面材料和阻燃材料。因此，理解一件历史实物，应逐层考察其构造，而不能只看一个笼统的名称。

波隆尼科娃的研究描述了塑形前彩色棉絮的准备过程。先将纤维染色、晾干，必要时重新梳理，使其恢复蓬松；随后逐层堆叠，并用黏合剂固定形状。预先染色与成形后的表面彩绘各有用途：前者让材料本身带上颜色，后者则用于细化面部特征或细小部位。克里沃拉波夫1937年小册子的目录也将这两道工序分别列为“棉絮染色”和“棉絮饰品的彩绘与修饰”。

淀粉浆糊是一种常见的黏结剂，但并非唯一选择。I. A. 涅韦罗娃对20世纪30年代工艺文献的研究还提到了其他胶类，包括樱桃树胶、明胶和阿拉伯胶。历史上的配方比常见的“棉絮加浆糊”这一简略说法更为丰富。因此，不能断言所有苏联制品都采用同一种配方，也不能认为今天的手工作坊会原样复现每件老展品的材料构成。

外部光线对节庆人偶的呈现效果也很重要。列斯诺伊市博物馆介绍过一种细小的玻璃装饰撒粉，用来使表面闪烁生辉。棉絮制作的严寒老人即使撒上这种粉末，也不会因此变成玻璃饰物：主体仍是棉絮，闪亮的涂层只是表面装饰。涅韦罗娃指出，出于安全考虑，一些旧时使用的饰面材料如今已不再采用。因此，对历史工艺的描述不应被理解为可照做的操作指南。

胶的选择也取决于所需的表面效果。波隆尼科娃在分析克里沃拉波夫1937年的手册时指出，作者偏好透明黏结剂，因为它们不会弄脏白色或预先染色的棉絮。同一段说明还建议在塑形前，用阻燃剂浸渍纤维。这些都是重要的制作细节，却不是通用配方：手册中的建议并不能证明每一件留存至今的制品都经过了这种处理。具体物件的材料构成，应依据其博物馆藏品说明或材料研究来确定。

所有苏联棉絮饰物都采用相同的制作方式吗？

并非如此。早期的人偶往往由手工制作，后来工厂开始采用机械缠绕和压制棉絮的方式。南乌拉尔博物馆的馆藏展示了这种差异：既有经过创作者精心刻画的角色，也有工厂生产的小蘑菇、黄瓜、苹果、梨和柠檬。机械加工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品都省去了彩绘和修饰；它使基本形体能够重复生产。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物件的造型特点上。以金属丝为骨架的棉絮人偶，便于表现人物或动物的姿态：可以弯曲手臂、转动躯干，再配上雪橇或秋千。压制成形则适合重复制作果实或蘑菇的立体造型。这是编辑根据博物馆所述工艺和实物作出的归纳，并非适用于每家工厂的普遍规律。仅凭这些馆藏，无法确定整个苏联范围内手工与机械劳动的具体分工比例。

萨利尼科娃书中的插图，使读者能够对照具体物件，而不必仅凭笼统的材料名称猜测。L. 布拉特藏品的图注将一件20世纪60年代的蘑菇饰物描述为压制棉絮、水粉彩绘及纸板制作，而一件20世纪50年代的长颈鹿则由棉絮、彩绘和云母制成。两件物品属于同一材料类别，但结构和表面装饰各不相同。因此，博物馆或收藏说明中标注的年代，需要结合制作工艺来看：饰物的年代本身并不能说明它是塑成、缠绕成形，还是压制而成。

棉絮饰品会选择哪些角色？

棉絮人偶表现的对象包括儿童、童话角色、动物，以及当时人们熟悉的时代形象。 莫斯科博物馆 列举的苏联新年树饰物题材包括极地探险者、飞行员、坦克兵、宇航员、书籍和电影中的角色，以及蔬菜水果。这份清单涵盖了不同时期；不能将某一题材直接归于任何一家工厂，也不能仅凭形象就准确断代。

南乌拉尔博物馆的馆藏，为了解20世纪30至60年代的棉絮作品提供了更具体的视角。所介绍的展品包括坐雪橇的男孩、荡秋千的女孩、拿吉他的小丑、服装细节各异的两个小红帽，以及长颈鹿和斑马。这些差异展现了创作者如何讲述一个小小的故事：姿态和配饰所传达的角色信息，并不亚于面部。同一馆藏中出现两个版本的小红帽，也提醒我们，共同的主题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样式。

新年树上出现的新题材，并不总会立即形成棉絮饰物系列。泽列诺格勒博物馆将“时钟”饰物与1956年的电影《狂欢之夜》联系起来，将火箭和宇航员饰物与20世纪60年代联系起来；该页面谈论的是整个饰物行业。若要研究棉絮饰物本身的历史，更可靠的做法是依据具体展品的材料，而不是沿用那些不注明制作工艺的“苏联题材”清单。

谁来构思题材，样品又如何投入生产？

这些小塑像最初由画家、雕塑家和手工业合作社的工匠构思，随后再根据生产条件确定制作方案。列斯诺伊市博物馆列举的模型设计者包括T.吉季里姆斯卡娅、V.格罗姆切夫斯卡娅和O.特劳贝尔，也提到大型企业曾举办新品样品竞赛。这解释了为什么相似的角色会有不同的姿态和服装：艺术家的构想需要与作坊的制作能力相结合。

历史学家娜塔莉娅·波隆尼科娃引用的一份1949年文献尤其直观：玩具科学研究所的样品图册。图册中列有棉絮塑像“雪姑娘”“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金鸡的故事”，并标注了F. I.奥韦什科娃的姓名。对研究者而言，这比仅凭与文学情节的相似之处作出推测更为可靠：图册将具体设计、作者和机构联系在一起。不过，样品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每款产品的生产规模。

同一项研究还介绍了莫斯科“新年树玩具”手工业合作社于1939–1941年制作的“女跳伞员”，注明设计者为女画家萨波日尼科娃，以及画家L. V.斯塔罗沃伊特创作的组合造型“‘北极’漂流站”。后者所用材料包括棉絮、金属丝、线和布料。名称交代了题材，而材料清单则提示了这种复杂微型作品的组装方式。并非所有北极题材的装饰玩具都用棉絮制成；这里列出的材料仅针对这些具体物件。

研究者达里娅·拉德琴科指出，苏联的新年树装饰品既有鸟兽和童话人物，也有航空、北极和技术题材。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题材并未占据整棵新年树。此外，样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还要经过艺术与技术委员会、生产管理部门、批发站和商店等环节，因此对时事的回应可能有所滞后。所以，即使装饰玩具的题材与某一事件明显相关，电影上映或飞行发生的日期本身也不能作为它的出产日期。

为什么严寒老人摆在新年树下，而其他小塑像却挂在枝头？

大型棉絮人物塑像需要稳固的底座，因此严寒老人和雪姑娘常被摆放在树下。南乌拉尔博物馆提到，这类塑像有宽阔平整的底部或木质底座；莫斯科博物馆则将带底座塑像样品的开发，追溯到1930年代后半期恢复庆祝新年的时期。它们在节日布置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结构上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尽管所用材料和装饰工艺仍与小型挂饰相近。

热列兹诺戈尔斯克的馆藏中，有1950–1980年代不同企业制作的塑像，包括雅罗斯拉夫尔第三工厂、列宁格勒第二玩具厂和沃罗涅日玩具厂的产品。这类物件长期持续生产，因此不能说玻璃装饰品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就全面取代了棉絮装饰品。树枝上的装饰品组合不断变化，而树下的大型塑像仍保有自己的作用。

战争期间及战后，棉絮装饰玩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战争期间，人们仍用自制和购买的装饰玩具布置新年树；到1944年12月，车里雅宾斯克商店出售的部分棉絮塑像因质量问题受到抱怨。南乌拉尔博物馆研究员弗拉季斯拉夫·杰马科夫引用了车里雅宾斯克居民鲍里斯·卡塔耶夫的日记：在迎接1944年到来之前，他在家制作节日装饰品，与买来的装饰品搭配使用。这本日记印证的是一个家庭的做法，并不能代表各地普遍的新年树装饰方式。

博物馆分析的1944年12月26日《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刊登了一篇批评市内百货商店装饰玩具的文章：作者抱怨棉絮塑像捏制粗糙，很难辨认出究竟是小丑、苍鹭还是蘑菇。这篇报纸评论表明，棉絮容易获得，并不意味着成品一定能呈现清晰可辨的形象。这份记录针对的是特定商店和特定时刻；若将其中的评价推广到所有手工业合作社乃至数十年的产品，就会失之偏颇。

南乌拉尔博物馆介绍，战争期间，人们还用报纸、纸板和手边能找到的鲜艳材料制作装饰品。棉絮塑像与自制装饰串并置。历史学家娜塔莉娅·波隆尼科娃认为，到1944年，装饰品生产已恢复至全力运转。泽列诺格勒博物馆将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描述为建立和完善工业化生产的时期：战时中断后的恢复与随后的扩张，是两个不同阶段。1944年12月报纸上的批评说明，恢复生产并不意味着质量就能保持稳定。

南乌拉尔博物馆收藏有刻画细致的人物造型和工厂生产的果实造型装饰品；泽列诺格勒博物馆则保存着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用彩绘灯泡制成的家庭自制装饰玩具。这些物件并不支持“战后一切都改为工厂制造”的简单判断。一些工匠尝试加快标准化造型的制作，另一些家庭则继续利用手边的材料。

棉絮加工工艺正是在1940–1950年代得到改进的。波隆尼科娃介绍了石膏模具成型、热压和纺锤式机器的发展，也介绍了1950年一本制作手册中规定的验收技术条件及减少次品的措施。这份文献表明，在1944年12月车里雅宾斯克出现棉絮塑像造型粗糙的投诉之后，产品质量已有相应要求。

为什么机械化未能让棉絮装饰玩具成为易于大批量生产的普通商品？

机器加快了相同立体造型的制作，但仍留下许多手工工序。根据波隆尼科娃的研究，1930年代末，一名工匠一天平均可制作 七个严寒老人塑像或六十个棉絮果实造型装饰品。这些是不同的产品，所需工时也不同；不应将这些数字视为适用于任何工厂的统一定额。它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一行业首先为简单造型寻求机械设备。

列斯诺伊市博物馆介绍，列宁格勒“吉格罗瓦塔”工厂早在1936年就已使用棉絮缠绕机。苹果、梨和黄瓜的球形或细长造型，比人物的面部、服装和姿态更适合这种工艺。1930年代末，人们也开始采用热压成型，尤其用于动物造型：将制成的两个半体拼合，再进行上色。这是两条不同的机械化路径，但都保留了手工修整环节。

使用纺锤式机器时，工匠参照样板，将浸有黏结剂的棉絮缠绕在旋转的芯轴上。取下制品后会留下一个孔，需要用同样的纤维填补，随后再进行修饰和上色。波隆尼科娃甚至记述了在加长纺锤上同时加工多个坯件的尝试。机器能够重复制作相同的轮廓，却没有让人退出制作过程，也未能使任何塑像都变成可快速压制的商品。

压制工艺还有另一项限制：研究者指出，它耗电量大，而手工塑形则耗费时间。因此，战后的制作方法并不总能达到生产者预期的节约效果。这一解释基于她对技术文献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的棉絮制品都处于亏损状态。尤其在讨论带底座的大型塑像时更应谨慎，因为它们在新年树下有着独特的作用。

为什么玻璃装饰品在苏联的节日装饰中越来越常见？

莫斯科博物馆将棉絮装饰玩具受欢迎程度的下降，与20世纪后半叶玻璃装饰品的大规模生产联系起来。玻璃制品逐渐在面向大众的节日装饰品中占据更大比重。历史学家娜塔莉娅·波隆尼科娃研究的1960年代价目表中，仍列出的棉絮制品更多是带底座的塑像。

玻璃制品同样需要经过工匠之手。南乌拉尔博物馆的藏品资料介绍了用细管吹制的装饰玩具，之后还需涂上彩色漆或镀银涂料、绘饰并安装固定件。莫斯科如今有一家工厂， 市级能力中心曾于2024年对其作过报道，采用的总体工序也相近：用空心玻璃管吹制、内壁镀银、干燥和手工彩绘。2024年对这家企业的介绍有助于理解玻璃制作工艺，但本身不能作为苏联时期产量的文献依据。

萨利尼科娃写道，1948年，各手工业合作社开始采用一种新的统一装饰品镀银方法；这一变化涉及玻璃表面的处理，而非棉絮塑像的造型。195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外的地区也在生产这类装饰玩具：研究者举例说，喀山附近瓦西里耶沃镇一家工厂的工人会小批量制作，既用于出售，也送给亲友。这一例子说明，这门手艺已传播到更多地区，但无法据此估算全国的生产总量。

玻璃装饰品的生产如何改变产品种类与人工成本？

1950–1960年代，变化的不只是每件装饰玩具的材料，还有整个装饰品生产的组织方式。达里娅·拉德琴科将战后需求的增长，与1950年代中期起手工业合作社逐步扩大规模、作坊转变为工厂的进程联系起来。这扩大了产品种类，也提高了对产品一致性和完成生产计划的要求。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生产者越来越重视成本核算和工序速度。

拉德琴科列举了1960年代个别玻璃制品企业的手工劳动占比：1964年，列舍特尼科沃工厂为95%；到了该年代末，莫斯科玻璃新年树装饰品厂约为80%。这些数字仅适用于上述企业，并不代表整个行业。它们驳斥了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仿佛玻璃装饰品从一开始就无需人工，而棉絮装饰品则完全依靠手工制作。

即便同为玻璃装饰品，制作上的差异也很明显。简单的球形和模具成型制品，比带有熔接部件的自由吹制装饰玩具制作得更快。到1960年代末，带夹子的复杂造型装饰品需要大量彩绘和组装工作，次品又会推高成本；根据拉德琴科的分析，需求逐渐转向装饰球、珠串和更简化的挂饰。生产者可以在增加玻璃制品数量的同时，简化其图案。因此，仅凭“玻璃”二字，并不能判断某件装饰品投入了多少劳动。

南乌拉尔博物馆的藏品印证了工艺的多样性：其中既有吹制的装饰球和人物造型，也有1950年代流行的、用金属丝串接玻璃管珠组装而成的装饰品。后者可拼成小椅子、自行车、小船或小灯笼，几何形态与棉絮塑形作品的柔和造型截然不同。博物馆藏品表明，20世纪中叶，玻璃管珠挂饰与棉絮塑像曾同时存在。

根据拉德琴科的研究，到1960年代末，聚合物装饰品的产量逐渐增加，模具浇注的制作速度比许多玻璃制品更快。南乌拉尔博物馆还提到，后来出现了塑料和泡沫塑料制成的带底座塑像，其作用与棉絮严寒老人相似。1960年代末，工厂已开始尝试制作聚合物挂饰，此后新年树下又出现了塑料塑像；这些变化并非同时发生。

波隆尼科娃指出，玻璃装饰玩具以镀铝取代镀银，减少了工时和生产成本。她的研究将这一变化与棉絮制品压制及手工修整的成本作了对照。不过，这一解释仅适用于她考察的工艺和时期；若没有各工厂可供比较的成本核算，就不能断言玻璃制品始终比棉絮塑像便宜。而且，即便使用同一种材料，简单的装饰球与彩绘精细的人物造型所需的劳动投入也不同。

玻璃装饰品普及后，棉絮装饰玩具消失了吗？

没有。根据博物馆资料，最审慎的结论是：棉絮装饰玩具 不再像过去那样广泛使用，但仍在持续生产 ，也仍被各个家庭保存着。热列兹诺戈尔斯克的馆藏包括1950–1980年代的塑像；南乌拉尔博物馆的藏品表明，后来与它们一同出现的，还有造型更简单的塑料和泡沫塑料带底座塑像。莫斯科博物馆特别指出，1990年代进口塑料装饰品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棉絮装饰玩具的衰落。因此，如果只谈玻璃对它们的取代，就过早地截断了这段历史。

2010–2020年代，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下重新对这门工艺产生兴趣。莫斯科博物馆曾介绍莫斯科的“莫斯科玩具”手工作坊，那里的工匠恢复了使用棉絮、浆糊和颜料的制作技艺。“新年树上的奇迹：棉絮装饰玩具的历史”展览于2024年12月17日至2025年1月19日举行；相关展览资料可用于了解制作工艺与馆藏，并非2026年11月仍然有效的展览预告。莫斯科博物馆在泽列诺格勒举办的另一场展览已于2026年3月1日结束。

留存至今的立式摆件尤其清楚地表明，材质的更替并非在某一年内完成。萨利尼科娃在L. 布拉特藏品的说明中，并列列出了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棉絮严寒老人和雪姑娘、60至70年代的塑料雪姑娘，以及一件带有1967年纪年题字的塑料严寒老人。对具体实物的比较证实，不同类型曾同时存在，但这些资料不足以估算它们各自的购买占比，也无法确定此类摆件持续销售了多久。

如何通过博物馆藏品核实其历史？

应从材质、结构和有文献依据的年代入手，而不能仅凭一个熟悉的造型题材作判断。波隆尼科娃介绍过一件由莫斯科某手工业合作社于20世纪30年代末制作的棉絮《女跳伞员》，其说明标明了合作社、女性创作者及所用材料；热列兹诺戈尔斯克的那件严寒老人摆件，则有已知的制造者、制作年代、高度和底座信息。这些资料为探讨实物的制作工艺及其背景提供了依据。普通家庭留存的装饰玩偶若没有标签，可能就没有如此详尽的身世记录。

核实这类物品时，将资料分为三类会很有帮助。首先检查实物本身：底部、固定方式、面部材质和彩绘痕迹。然后寻找可供比较、且注明制作工艺和年代的馆藏展品。最后查找来源证据，例如工厂标签、包装盒、购买记录或博物馆入藏文件。前两步能为比较提供可靠依据；最后一步则是确切认定制造者所必需的。这种谨慎源于材料本身的特点：多家作坊都曾制作相似的棉絮造型，而且这些造型往往沿用了数十年。

留存至今的装饰玩偶表明，这些变化是逐步发生的。 金属丝骨架、纸浆塑形的面部和压制棉絮，展现了工匠们不同的制作手法；玻璃球与这些人物摆件曾同时存在。博物馆对具体藏品的材质、结构和来源所作的说明，比笼统的制作年代更有助于准确追溯工艺的演变。

延续苏联新年树装饰这一主题的是 “圣诞之旅”新年导览。在途经马涅日广场、尼科利斯卡娅街、红场和古姆百货商场的步行导览中，本旅行社将讲述节庆传统，以及苏联儿童梦寐以求的装饰玩偶。行程不承诺展示历史上的棉絮人物摆件。

资料来源

1. 莫斯科博物馆——新年树上的奇迹：棉絮饰品的历史
2. 莫斯科博物馆——新年玩具与新年树装饰品
3. 总统图书馆——《新年树》：教育人民委员部与玩具委员会编文集，1937年
4. 南乌拉尔国立历史博物馆——节日仍在继续……新年树饰品
5. 热列兹诺戈尔斯克市博物馆——新年玩偶：严寒老人
6. 莫斯科分析中心——新年树饰品工厂加入“劳动生产率”国家项目
7. D. V. 克里沃拉波夫——《棉絮玩具的制作》，1937年。别林卡图书馆电子文库
8. 娜塔莉娅·波隆尼科娃——重回新年树：俄罗斯棉絮新年树饰品的历史
9. I. A. 涅韦罗娃——俄罗斯当代棉絮新年树饰品：发展前景
10. 列斯诺伊市博物馆展览中心——阁楼上的新年
11. 弗拉季斯拉夫·杰马科夫，南乌拉尔国立历史博物馆——车里雅宾斯克市民迎接新年
12. 达里娅·拉德琴科——《新年树上的卫星》。《应急储备》，2023年
13. 阿拉·萨利尼科娃——《新年树饰品的历史，或苏联人如何装饰新年树》，2011年
14. mos-radius.ru——“圣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