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的设计方案如何演变，尼古拉·科利作出了哪些贡献

位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39号的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由勒·柯布西耶和皮埃尔·让纳雷设计，莫斯科的施工图编制工作则由尼古拉·科利主持。从1928年的设计竞赛到1940年装修完工，各楼体的几何形态、办公大厅的布局和工程技术方案都发生了变化。这些调整各有成因，不能全部归于某一个人。

建成的大厦保留了总体构图、钢筋混凝土框架和坡道系统，而装修、部分平面布局及工程系统则有所改变。对照以下资料即可看出这一点：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的说明 和 2022年的文物保护评估报告。不同资料对这组建筑竣工时间的记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中的日期均对应具体的建筑部分和工程类别。

1928年的设计竞赛与中央合作社联盟的设计任务

业主希望建造一座大型行政办公建筑群，并为员工配备公共活动空间。据勒·柯布西耶基金会记载，1929年的设计任务按2500人规模编制，包括食堂、会议厅、娱乐厅、图书馆和体育俱乐部。2020年的评估报告则指出，1928年的竞赛任务书要求设置2000个工作席位。这些资料对应不同阶段，未说明其间是否调整过容纳人数的计算。“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办公室和公共活动空间。

设计竞赛于1928年宣布举行。2022年的文物保护文件记载，竞赛共分三轮，有32份方案；而2020年的文件则将这32份作品归于首轮公开遴选。仅凭这两份文件，无法确定各阶段提交方案的总数。基金会进一步说明，时任中央合作社联盟巴黎办事处负责人的尼古拉·波波夫于1928年5月邀请勒·柯布西耶参赛。他与皮埃尔·让纳雷共同完成的方案被推荐给业主，并获选进入深化设计阶段。

科利本人在发表于1936年《苏联建筑》第10期的《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大厦》一文中，将公开竞赛与随后邀请建筑名家参与的阶段作了区分。据他记述，这一阶段并未产生可供业主直接采纳并投入施工的方案。受邀竞赛的参与者包括伊万·若尔托夫斯基、维斯宁兄弟、伊万·列昂尼多夫、马克斯·陶特、彼得·贝伦斯和勒·柯布西耶等人。公开竞赛、邀请竞赛以及后续深化设计，共同形成了这座建筑的多个设计版本。

1928年10月，勒·柯布西耶来到莫斯科，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了竞赛草案。1928年12月至1929年初，他在巴黎与被派往当地的科利共同推进新方案。这位莫斯科建筑师在施工人员进场之前就已参与项目。

1929年夏季，用地边界的进一步明确使两栋楼体的位置需要调整：据科利描述，调整后的楼体与街道形成钝角，而早期草案中则为直角。由于这一改动，“勒·柯布西耶1928年的方案”这一表述并不够准确：竞赛图纸与1929年的实施版本，在建筑落位的几何关系上就已经存在差异。

设计任务既提出了严格条件，也为建筑创作留出了空间。据基金会介绍，竞赛任务书要求采用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将主入口设在米亚斯尼茨卡亚街一侧，并允许首层高于人行道。立面的材料和形式则可由建筑师自行提出。这种约束与自由之间的平衡，解释了设计者为何能够将一座大型机构建筑与勒·柯布西耶在其他建筑中探索的原则相结合。

基金会按功能介绍这一方案：行政管理与会计、贸易部门、公共活动空间、工坊及后勤服务。文物保护评估报告则将建成后的体量布局分为四部分：办公楼、设有食堂和厨房的中央门厅、辅助用房楼和俱乐部。这是对设计任务的两种不同划分方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功能组的数量等同于独立建筑的数量。

勒·柯布西耶和皮埃尔·让纳雷提出了怎样的方案？

设计者提出，以共享的交通空间连接几个大型建筑体量。勒·柯布西耶基金会记载了三个设计版本；在获批方案中，由支柱托起的矩形楼体围合着俱乐部。室内则计划通过楼梯、电梯和绵长的坡道供访客与员工通行。

开工之前，早期方案经历了哪些变化

建筑史学家让-路易·科恩对照研究了竞赛方案和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的资料。根据他的复原，最初的布局包括沿米亚斯尼茨卡亚街展开的宽阔主楼、两侧较窄的翼楼，以及与第四翼楼相连的俱乐部大厅；第四翼楼朝向一条拟建的平行街道。1928年10月在莫斯科的讨论促成了另一种构图：勒·柯布西耶取消了附加体量，调整了大厅轴线，并进一步发展了在主要体量下设置支柱的构想。因此，在施工引发后续调整之前，设计方案就已发生变化。

科恩还介绍了建筑师重塑项目用地之外城市空间的设想。图纸上出现的新街道或附加建筑体量，如今未见于现存建筑之中，并不一定意味着工程未完工；部分提议从未被纳入获批的实施方案。

勒·柯布西耶将坡道设计为贯通六层楼的通行路径。据基金会描述，各段坡道的宽度和弯曲程度各不相同，人们沿坡道上行时，观看各楼体的角度也随之变化。在这座大型办公建筑群中，坡道既连接了各个楼层，也让人从内部感知建筑的空间组织。

设计如何满足各楼体之间的日常通行需求

在科利的描述中，中央门厅并非只是办公室前的一座礼仪大厅。两条坡道从这里起步，旁边设有循环式电梯，每部循环式电梯旁还各设两部升降机。二层的一座连桥将办公楼与俱乐部前厅相连。这种布局为员工和访客提供了多种通行方式，也解释了为何主入口、办公空间和公共活动区域都围绕同一个交通枢纽布置。

科利列出了一些尺寸，有助于理解这一交通枢纽的规模：门厅面积为1723平方米，衣帽间按2000人配置，每条坡道宽2.5米，坡度为一比六。这些数字来自他对设计方案及1930年代中期建筑状况的描述。未经重新核实，不能将其套用于如今的出入规定或机构的实际容纳人数。

马蹄形坡道提供了连续上行的路径，侧面的开口则让光线照入各段回转坡道。科利描述了坡道上的黑色橡胶面层和橡木圆扶手。对机构的日常使用而言，这是一条实用的通行路径；从建筑设计角度看，它使漫长的上行过程成为门厅可见空间的一部分。后来的文物保护文件将坡道的位置及其结构列入了这座历史建筑的保护内容。

文件还记录了建筑的结构基础：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墙式柱和楼板。自由平面意味着可以根据机构的工作需要调整内部隔墙，同时保留承重体系。正是这一特性，使建筑在后来更换使用单位后，能够在保留整体体量构图的前提下改造办公大厅。

外立面原计划由大面积玻璃、带形窗和覆以粉红色凝灰岩的实墙交替构成。首层大部分区域由支柱托起，保持架空开放，屋顶则采用平屋顶设计。文物保护文件将这些做法列为勒·柯布西耶最终得以实现的设计原则。设计与实物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层的某些部位、工程系统和室内空间。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将坡道的组织方式与建筑师对莫斯科行人流动的观察联系起来。这解释了设计者的构想，却无法说明建筑移交给新机构后，内部通行路线实际如何运作。

尼古拉·科利与莫斯科的施工现场

科利是巴黎工作室与莫斯科施工现场之间的纽带。 据文物保护评估报告记载，勒·柯布西耶的工作室负责立面图、平面图、剖面图及部分细部设计；莫斯科团队则在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科利的总体领导下，编制一般土建、结构及工艺施工图。

谁将总体方案转化为施工图

这一过程的主要负责人是科利本人。他在1936年的文章中写道，勒·柯布西耶委托他全面主持巴黎和莫斯科两地的设计工作。莫斯科方面的施工图最初由莫斯科建筑公司钢筋混凝土工程处编制，1932年起转由莫斯科设计院负责。科利提到的参与者包括工程师M. S. 奥泽尔诺夫，以及建筑师A. N. 费奥多罗夫和D. I. 塔拉索夫。他的记述让这支通常被概念设计者的名声所掩盖的团队得以呈现。

双方的分工涉及实质性的设计内容。巴黎工作室确定立面、平面、剖面及部分细部；莫斯科的专业人员编制结构与工艺图纸，并选择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科利负责协调这两方面的工作。1933年莫斯科市苏维埃第6工作室成立后，继续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建筑细部设计。这份资料说明的是设计工作的组织方式，并不能据此将所有具体图纸都归于某一个人。

科利列举了施工人员并不熟悉的设计做法：椭圆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柱、框架上的大型悬臂、曲线形坡道，以及大尺寸玻璃金属框架。他认为，这些构件的制作和装配受制于当时的工业能力与材料质量。

开工之后，勒·柯布西耶仍曾在莫斯科参与方案的协调审批。科利将他到访工地及在审批机构发言的时间记为1930年3月，2020年的评估报告则记为5月。两份资料在月份上存在分歧，准确日期仍需通过信函或公务文件核实。两者都证实，巴黎工作室一直与莫斯科的设计人员保持联系。

2020年的评估报告 指出，科利自1928年起就在巴黎参与这一项目，使方案适应苏联的规范要求，后来又通过书信与勒·柯布西耶讨论修改事宜。文件还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建筑师弗兰季谢克·扎默尔也参与了莫斯科的建设工作。

工程于1929年8月开工，而巴黎方案的设计者并未长期驻守现场。据基金会记载，科利在当地监督施工。夏洛特·佩里安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向勒·柯布西耶通报工程进展，并提醒他，在巴黎拟定的配色方案实施起来存在困难。这些信息表明，方案获批后，设计团队仍与工地保持着联系。

1933年，莫斯科市苏维埃设立了由科利领导的第6建筑设计工作室，专门负责这座大厦的设计工作。据文物保护文件记载，此时行政办公楼的框架已完工，俱乐部也已开工建设。科利的职责涉及多个层面：协调原设计构想与当地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图文件的编制，并推动具体室内构件的实施。

主门厅的相关描述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作用。文物保护文件将其装修归于科利的设计：柱面的灰色人造大理石、橡木护墙板和坡道扶手，以及电梯和循环式电梯入口门套的装饰。文件还引用了他对办公楼走廊中木饰面和玻璃装配的描述。因此，将室内设计视为对巴黎图纸的原样照搬并不准确。

科利在1936年的文章中写道，室内装修由莫斯科方面设计，勒·柯布西耶只是偶尔提供总体性的指导。2022年的文物保护文件证实，室内设计在莫斯科完成：其中列举了主门厅的柱、护墙板和门套，均按这位莫斯科建筑师的设计实施。

1934年，夏洛特·佩里安向勒·柯布西耶转交了从莫斯科寄来的配色方案资料和饰面样品。历史学家让-路易·科恩认为，选用更昂贵的装饰材料与伊西多尔·柳比莫夫的要求有关。1928年，柳比莫夫担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负责人；自1932年起，他执掌轻工业人民委员部，而这座大楼也移交给了该部门。因此，材料的选择不能仅归于科利一人。

这些往来信件也说明，“勒·柯布西耶不在施工现场”这一说法有其适用范围。他虽未进行日常监理，却持续收到工程进度信息，并对拟采用的材料作出回应。科利仍是当地的设计负责人，佩里安则是向巴黎传递现场观察情况的中间人之一。莫斯科团队负责室内设计的实际落地，同时与巴黎方案的设计者保持通信。

室内装修结合了多种材料，其选择与空间特点相呼应。科利列举了无柱头的支柱、支柱顶部的橡木构件、坡道护板，以及各层平台上的大理石门框。在朝向当时基洛夫街的通行门厅内，墙面铺设了黄色克里米亚大理石，而主厅的柱子则采用灰色人造大理石。由此，入口通道与连接各楼栋交通路线的高大公共空间，通过饰面得以区分。

科利的记述还有一层重要意义：他并未一味赞美这座建筑。他认为各楼栋的布局清晰，采光良好，却对建筑的艺术表现力提出了批评。这是一位建筑师在1936年的专业与意识形态环境下写下的评价，并非关于设计质量的既定事实。它体现了他对勒·柯布西耶作品的独立判断，不能用来证明两人之间存在私人冲突。

档案背景有助于避免将科利的话视为最终定论。他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当时人们对先锋派建筑的态度已经改变；文中既赞扬了清晰的平面布局，也批评了艺术表现力的不足。科恩还引用了亚历山大·韦斯宁的相反评价，后者高度赞赏这座在建建筑群的构图。不同观点反映了当时建筑界的专业争论；坡道的构造与制图工作的分工，则需要撇开审美偏好另行核实。

不过，这份资料并未逐一注明每面建成的墙体、每一种色彩分别出自哪位设计者。施工图、对设计工作室的领导，以及前述装修方案，都印证了科利的贡献；但不能由此推断整个建筑群完全由他独立设计。同样，将他的工作笼统归入“苏联式改造”这一不具名的说法，也不准确。

业主更换后，平面布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32年，尚未竣工的大楼被移交给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新的使用单位需要不同的办公组织方式，于是办公楼内的大型业务大厅被分隔为中央走廊两侧的独立办公室。文物保护文件将其称为内部平面布局的局部调整，建筑的整体构图和主要结构得以保留。

隔墙安装后，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经由中央走廊进入办公室，不再穿过原先的业务大厅。承重钢筋混凝土框架得以保留。正是这一框架，使办公布局能够在不改动主要结构的情况下调整。

科利描述了已经建成的大型办公楼：房间分布在中央通道两侧。走廊墙面下部1.4米高的范围采用浅色橡木饰面，三楼则使用胡桃木；上部为木框磨砂玻璃。在他看来，上部的玻璃提供了充足的漫射光，也缓解了长走廊的单调感。后一点是室内设计者的亲述，并非对现有采光状况的测量结论。

大厅的分隔在施工期间、建筑最终装修完成之前就已进行。因此，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独立办公室布局，属于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大楼的建造史，应与20世纪下半叶的改建加以区分。

文件记载，移交人民委员部后，施工进度有所加快。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座建筑随即完工。到1933年，行政办公楼的框架已经完成，俱乐部部分也开始施工；各部分的装修和投入使用又延续了数年。使用机构的更替能够解释平面布局为何转变，却不足以单独解释每一项技术上的简化。

施工过程中，哪些设计方案发生了变化？

已证实的变化至少有三类：放弃原拟采用的供暖与通风系统、改建俱乐部部分的坡道，以及在米亚斯尼茨卡亚街沿线原本开放的底层局部增建房间。这些变化不能用“设计失败”一语概括：有些涉及建筑设备系统，另一些则影响人员动线及建筑与街道的联系。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记载，建筑师设想的“精确呼吸”系统需要对空气进行特殊处理，因缺乏必要技术而未获采用。文物保护文件也确认，设计中的供暖与通风系统未能实施。不过，大面积玻璃幕面仍在建成的建筑中得以保留。

俱乐部部分原有的动线方案发生了调整。根据2022年的鉴定报告，从门厅下层向上修建了一段楼梯，坡道再从楼梯上端的平台向两侧展开。因此，动线形态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斜坡通道的消失。由曲线坡道构成的中央交通系统，仍是这组建筑富有辨识度的元素之一。

施工期间，沿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部分底层空间被封闭建成房间，而原方案将其设计为支柱之间的开放空间。文物保护文件同时记录了仍然保留的柱廊区段。将楼体架空于地面之上的设计，仅得到部分实现。

在设计者的构想中，架空层还有明确的用途。科利写道，他们计划将部分柱间空间用作临时停车区，为车辆遮风避雨、阻挡日晒。在投入使用的最初几年，他认为这一方案颇为成功。他的观察不应套用于如今这片区域的使用管理情况：它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尚未完全竣工的机构办公场所的运行状况。

在结构上，底层的自由开放空间依靠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悬臂构件实现，它们承托着上层楼板及围护结构。科利提到，部分墙体采用了厚40厘米的阿尔蒂克凝灰岩砌块。这些资料让人更清楚地理解设计实施的难点：既要将庞大的建筑体量支撑在开放空间之上，又要把围护结构和玻璃面固定在经过结构计算的框架上。后来对部分柱间开口的封闭，改变了建筑与街道之间可见的边界。

让-路易·科恩还指出了施工期间立面的几处变化。双层玻璃的金属框比巴黎图纸上纤细的窗框更厚；由于优质玻璃短缺，实际使用了白色和绿色两种色调的玻璃板。建筑背面的部分支柱还增加了凹槽。玻璃面的总体设计原则得以保留，但材料及个别构件的截面形状与图纸有所不同。

设计图纸与照片之间的差异，并非都能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的施工。此后，窗户和立面玻璃曾多次更换，室内增设了隔墙，部分饰面也经过修复。如果不区分这些时期，就很容易误将现代金属窗框认定为科利的设计，将修复后的饰面视为毋庸置疑的原物。

为何竣工日期的记载不一

这组建筑的装修和投入使用是分阶段进行的，各资料所指的完工节点不同，部分日期记载也有出入。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称，办公部分于1934年投入使用，俱乐部于1935年竣工。2022年的文物保护文件则指出，到1936年底，大部分办公楼和门厅已竣工交付，而俱乐部部分的混凝土结构当时仍在收尾施工。

该文件将建筑竣工定于1939年，最后的施工与装修工程则延续至1940年。依据这些表述，若不说明具体阶段，就无法准确给出单一日期：它可能指办公室投入使用、俱乐部楼完工、建筑大部分交付，或室内装修完成。文物名录中的建筑名称包含“1928–1936”这一时期，但名录中的年代标注也无法替代分阶段的建设历史。

科利在《苏联建筑》杂志上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他在开篇称施工已经结束，但随后又说明，部分门厅和第二条坡道仍在装修，俱乐部的主要结构也尚在完成混凝土浇筑。他本人提供的这些细节表明，不能将那句关于完工的表述视为整个建筑群全部建成的时间依据。

不过，科利的记述并不意味着基金会关于办公部分于1934年投入使用的说法必然有误。开始使用与整个建筑群全部竣工，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关于俱乐部，各资料的分歧更大：基金会将1935年列为完工年份，而科利却描述了1936年仍在进行的混凝土浇筑工程。在尚未比对具体的验收文件和原始文献日期之前，保留这一分歧，比将某个日期认定为最终结论更为稳妥。

如今的建筑中，哪些部分体现了最初的设计构想？

这座文物建筑的保护内容包括1934年版本的体量构图、立面上玻璃面与实墙面的比例关系、饰面特征、钢筋混凝土框架，以及坡道、楼梯和电梯的位置。室内受保护的部分包括门厅及其交通联系系统等。这份清单为讨论建筑价值提供了可靠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如今所有材料都安装于20世纪30年代。

2022年的文件指出，20世纪60年代，木制和金属窗结构被更换为铝制结构，同时保留了原有窗框分格。20世纪80至90年代，建筑进行了改建，包括楼板的调整；当时许多计划中的修复工程并未实施。2014年，在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使用的部分楼内，更换了窗组和大面积玻璃构件，修复了凝灰岩饰面，并拆除后加的隔墙，使主门厅的回廊重新显露。

科恩在后续改动的历史中补充了两条涉及具体人物的细节：20世纪60年代，科利曾监督部分立面修复工程；70年代，玻璃墙的更换由建筑师列昂尼德·巴甫洛夫主持。这些资料并未改变文物保护文件中的日期记载，却表明建筑外表面在最初建成后可能经历了多个改动阶段。因此，在未确定具体构件年代的情况下，不能将现有窗框的形态完全归于勒·柯布西耶或科利任何一人。

在2008年的文章中，科恩还提醒人们警惕修复中的另一种误区：恢复想象中的“最初”布局，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建筑从未完整呈现过的状态。对于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大楼，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业务大厅在施工期间就已开始分隔，而受保护的体量构图则以1934年的版本为准。在决定具体保留什么时，需要明确所依据的历史状态，并核实哪些细部仍保留着原有材料。这是比对文献后得出的结论，并非对一项新修复计划的描述。

文物保护文件区分了复原重建与修复：大理石地面经过复原重建，其他部分构件则进行了修复。因此，“保存下来的室内空间”这一说法需要进一步说明：它可能指坡道的原始结构、历史饰面，也可能指恢复后的室内面貌。

2020年的文物保护鉴定将皮埃尔·让纳雷与勒·柯布西耶、科利一同列为项目参与者。2022年的文件则侧重于文物建筑的法定名称，其中注明“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建筑师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科利参与”。这种简略表述的差异，不应抹去让纳雷在设计史中的地位。同样，法定保护要素清单也不能替代对绘制图纸和主持工程的人员所作贡献的研究。

站在街上，如何看懂中央合作社大楼？

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和萨哈罗夫院士大街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相互连接、大小不一的建筑体量，交替出现的玻璃面与凝灰岩饰面，以及由支柱架空的部分楼体。文物保护文件描述的正是建筑与这两条城市道路的联系。从外观可以理解其构图逻辑，但功能分布和隔墙位置仍隐藏在立面之后。

值得特别留意楼体下方的通道，以及底层被封闭的部位。这样观察，能够看出文献所证实的原有开放区域的变化，同时避免误以为整片柱廊都已消失。凝灰岩、玻璃和抹灰面在这里呈现出不同的光影效果与质感；仅凭一次漫步无法判断它们是否为原物，因为饰面和玻璃都曾经过修复和更换。

仅凭立面，无法判断原有隔墙还保留了哪些部分，也无法了解循环式电梯的构造。这些信息需要查阅图纸和文物保护文件。从外部则可以将建筑体量、立面和底层开放区域与设计说明相互对照。

将设计与施工相互对照，能带来哪些认识？

对照表明，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大楼是历经多年、由集体共同完成的作品。勒·柯布西耶与皮埃尔·让纳雷确立了构图和空间组织思路；科利主持了莫斯科施工图的编制及设计实施工作，其中包括门厅装修。使用单位更换后，办公大厅的布局随之改变，技术与施工条件也影响了其他构件。不过，整体建筑构想依然清晰可辨。

若想在周边不同时代建筑的映衬下欣赏中央合作社大楼的外部构图，可参加 “莫斯科风格建筑”之旅：本旅行事务所公布的路线从红门通往亚乌扎门，途经米亚斯尼茨卡娅街上的这座大楼。沿途可将眼前的建筑立面与设计演变的历史相互对照；路线介绍未提及进入楼内参观。

资料来源

1.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
2. 中央联盟大厦国家历史文化遗产鉴定报告，2022年
3. 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国家历史文化鉴定报告，2020年
4. 尼·科利。《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大楼》//《苏联建筑》，1936年第10期。Tatlin再版
5. 《苏联建筑》，1936年第10期：本期目录
6. 让-路易·科恩。《勒·柯布西耶在莫斯科的中央合作社联盟大厦》//《Future Anterior》，2008年
7. “莫斯科风格建筑”：本旅行局的游览路线介绍